为祖国统一漫漫求索中的台湾作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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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史以明鉴,查古以至今

1960年出生于台湾苗栗县,毕业于辅仁大学法文系的蓝博洲,1983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,一个偶然的机会,让他从此展开了台湾民众史调查、研究、写作,是最早揭露与研究台湾白色恐怖历史的作家。

台北市区东南有个叫“六张犁”的地方,一处碎叶覆盖的山坡地上,凌乱地立着一截截短短的石桩,那竟是一尊尊的墓碑。这地底长眠的是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被杀害的受难者,而这片曾被某种禁忌与迷雾深锁的“乱葬岗”,直到1993年才被意外“发现”。台湾作家蓝博洲曾拍摄过一部纪录片,就将镜头对准了这一度消隐的“历史之坟”。

这位报告文学家在近30年的田野写作中,不断重返更加宏阔的“历史现场”,让一个个亡灵“复活”于当下。

《美好的世纪》说的是生命终结在32岁的台湾医生郭琇琮。出身台北士林望族的郭琇琮生于日本殖民台湾的年代,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,曾因成立反日学生组织被捕判刑。1947年“二·二八”事件爆发后,台湾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普遍感到失望,作为青年领袖的郭琇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50年5月,郭琇琮被捕,同年11月底就遭到了杀害。

《幌马车之歌》里,台湾客家青年钟浩东和妻子跨越海峡,回到大陆参加抗战,历经烽火迎来民族胜利和家乡光复。然而,充满爱国情怀的他却倒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枪口下,留给妻子的绝笔信最后写道:“我将永远亲爱汝怀念汝,祝福汝!”著名导演侯孝贤后来在《悲情城市》和《好男好女》两部电影中都借用了这部作品。

《消失的台湾医界良心》里记录许强的故事。这位出身台湾南部家庭的优秀医生曾被日本教授认为是“亚洲第一个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人”,却秘密加入了反日组织。1950年冬,他和郭琇琮在同一天被以“通共”罪名枪决。

《寻找祖国三千里》则打开了另一段尘封的往事:20岁的台湾学子吴思汉为了回国抗战,毅然放弃在日本的大学学业,穿越朝鲜半岛和东北、华北沦陷区,历经艰险抵达战时“陪都”重庆。5年之后,年仅27岁的他也在故乡的刑场上被斩断了翅膀。

40万字的长篇小说《藤缠树》这部非纪实作品的“终场”,蓝博洲透过笔下的主人公说了这样一番话:“由于政治的禁忌,台湾的这段历史长期失落在我们父祖一代阴暗的记忆的角落,因为这样,我们年轻一代一直都是在失忆的状态下成长的;也因为这样,我在寻访和写作《藤缠树》的过程中遭受到始料未及的困难和思想撞击。”

除了这些知识分子,蓝博洲的“历史笔记本”里还有着许多更加普通的台湾人。他说:“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。他们都是爱国的台湾人,都希望结束内战,实现祖国统一。”

蓝博洲说:“现在的台湾人大都知道‘二·二八’,却不了解后边还连着对台湾社会发展更有影响的白色恐怖时代。国民党长期的‘反共教育’让人们因恐惧而不敢碰触那段历史。后来,‘独’派势力和民进党又不断炒作‘省籍’问题,塑造出‘中国人屠杀台湾人’的假象。”

蓝博洲清楚地了解,白色恐怖时代的众多受难者是不分“省籍”的,而他主要选择以“本省籍”台湾人为写作对象,正是要针对“独”派史观的扭曲与欺罔。台湾老百姓如果能对历史有更完整的了解,就能知道台湾未来的正确走向,就不容易在两岸议题上所误导。

眼望未来,蓝博洲关心的很多,他希望两岸年轻一代都能更多地走进“历史的现场”,从而更好地相互了解对方。应该过不了多久,蓝博洲的作品将会在大陆出版。他多年来田野采访的素材还有很多,他要不断地写下去,无论是历史的还是文学的。20多年的历史寻访与文学创作之旅,蓝博洲走得异常艰辛,采访那些老人,他们边说边掉泪,那里头有太多、太丰富的内涵。他说,每写完一部,我就有了写下一部的动力,虽然也会有孤独感,即使整个社会都不重视,我都会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。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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